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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李正风教授作客科学学所专家讲坛

2019-11-07 20:55

2019年1月22日上午,2019年第1期专家讲坛在我所1015学术报告厅举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李正风应邀作“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问题”的专题报告。我所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迎春主持会议。 李正风教授指出,科研诚信是科学建制的制度性要求,是知识社会的公共政策问题。科研诚信旨在倡导科学体系的“善治”,高效生产高质量的知识并造福人类。李教授对如何界定“科研不端行为”、科研诚信建设面临的新挑战作了分析,并就如何判断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现状、解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报告会后,我所科研人员就政策法规的落实、科研不端行为的根源、国外科研诚信制度的借鉴比较等问题与李教授开展了交流讨论。 李正风,哲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科院学部-清华大学科学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等。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曾担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起草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修订专家起草组成员,科技部科研诚信办公室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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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诚信近年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最近,由中国科协和清华大学共同发起成立了清华大学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旨在研究当前中国科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以及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和方式去看待、治理这些问题。国家层面,2007年由科技部、教育部等相关部委建立了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近年来,我国科研诚信制度不断完善,国家对科研诚信问题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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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诚信”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科研诚信是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问题

关于科研诚信,很多人会将其理解为道德伦理问题,因为诚信长期以来是伦理上的要求,但首先应区分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道德是个人对应该如何做事的主观认知水平,并将这种主观认知水平落实到自身的行为方式上。老子《道德经》中“道生之,德畜之,……尊道而贵德”是指一个人认识到自然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规律,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受到某种自律、约束,使自己的行为更加正当。而伦理是如何处理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是一种社会规范。这种社会规范往往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把一些好的实践积累下来,从中提炼出做事的一些规范性要求。如果社会上每个人的道德水平都提高了,它所建立起来的伦理规则就会建立在一个比较高的伦理立场上。

讨论科研诚信要有一定的伦理立场,主要的伦理立场有功利论、义务论、契约论、德行论等,诚信在不同伦理立场下的意义是不同的。比如,功利论评价行为是否正当,主要看行为后果,行为后果如果带来了幸福,这个行为就是正当的。但为了避免每个人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伦理学家指出我们要追求的不只是当事人个人的幸福,而是对所有可能相关人的最大的幸福,称之为最大善、公共善。按照功利论的立场,判断行为是否正当,会比较这个行为带来的好处和风险,今天讨论很多科技界的事情都是基于功利论,比如换头手术、基因编辑婴儿等。在功利论的立场上,善意的谎言是可取的,因为可能带来善、带来好的结果。比如,当前的高校评估要求检查学校十年以前学生作业,但由于年代久远作业可能遗失,为应对检查只能后期补,这是不是不诚信?再比如,为完成一流学科评估的考核指标,把一些不相关的奖项或所谓“有帽子”的人填到考核表格中,是不是不诚信?所以在功利论的立场下,诚信的问题很难谈清楚。

义务论是指行为本身是有道义、有伦理意义的,有的事情不能做,比如撒谎,从义务论的立场,诚信是内在要求;契约论讲求忠诚,要忠实地履行契约,诚信是契约论的重要要求;德性论是指一个有德行的人应该是可靠、诚实的。因此,当我们理解科研诚信时,在伦理立场上要超越人们最经常采用的功利论立场。

此外,社会道德伦理水平对不诚信行为的容忍度非常重要。从上海交通大学的陈进“汉芯造假”事件,到今天基因编辑婴儿,能否制定一个让社会普遍接受、有比较明确处罚手段的规定,直至上升到法律,这和社会整体的道德伦理水平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科研诚信是科学建制的制度性要求

16、17世纪发生的近代科学革命对人类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牛顿等一批科学家所建立起来的经典力学对整个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牛顿的出现不是产生变革的原因,而是结果。其中关键是社会上形成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新方式和新制度,而且将整个人类文明体系建立在这种制度上,这就是科学建制。科学建制的最主要功能就是为社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可靠的知识。由于知识的可共享性,科学建制和以往的社会建制不同,可以把个人的智慧汇聚成集体的智慧。而要使科学建制真正把特点充分发挥出来,就要求每个人提供的知识是可靠的。如果在虚假的知识上开展新的研究,知识大厦的基础就不可靠,所以科研诚信对知识生产的质量控制非常重要。科学建制形成的过程中也衍生出一系列与质量控制相关的制度设计,比如同行评议、批判精神等。

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著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对科学建制形成的社会过程有很好的分析,其中他提到过但是没有充分展开分析的一个方面,就是科学建制在英格兰的出现或者更广义的在西欧出现,和当时英国崇尚诚信的绅士文化是分不开的。绅士不在于地位多高、爵位多么尊贵,更是一种品质,其中诚信是重要方面。

?(三)“科研诚信”是知识社会的公共政策问题

如今,我们真正进入知识社会,知识社会不仅是从事知识业的人多了,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运行的方式和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工业社会中,科学共同体、科研部门等知识生产机构占很小比例,或者是相对独立的,和社会有较远距离。而当前,知识生产的活动弥散在整个社会中,科学共同体和非科学共同体的边界不断模糊,科学共同体自律和自治的软约束力有所下降,有些科研不端行为超出了科学共同体自治的范围。比如,科学共同体实际上默认了学科评估带来的机构性造假,因为这关系到机构的科研资金投入。

同时,由于科学研究依赖政府的公共投入,政府需要对纳税人负责。以前政府对科学共同体的态度是充分信任。但现在科学共同体必须对知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进行解释,阐述公共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因此科研诚信问题逐步成为政府公共管理的一个方面。有些科研不端行为需要政府的强制性约束,有些科学不端行为则是由不合理的政策所引发的。

当前科研诚信建设面临什么挑战?

?科研诚信倡导什么、反对什么

科研诚信不只是一种底线思维,不是让人变成一个平庸的忠诚人,更蕴含一种更高的目标,即如何高效地生产高质量的知识,同时要让知识能够造福人类。所以在科研诚信文件起草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中,目标要多元化,低层次目标是至少不能犯剽窃、编造、篡改的“三大罪”,高层次目标是追求如何促进原创性知识的不断出现,如何让这些知识能够真正地造福人类、造福社会。

科研诚信反对的学术不端是什么?如何界定不端行为?各个国家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有很大分歧,在法律、指南等不同层次上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也多有差异。这是由于各国社会道德伦理水平的不同、治理的目标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有些国家特别是欧洲的一些小国整体的诚信、社会信用程度很高,已经很少有科研“三大罪”,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的问题还有科学资源善用的问题,以及可能影响高质量的知识生产所出现的一些其他问题,所以其学术不端行为的边界正慢慢变化。有些学术团体认为,除了“三大罪”以外,还应加上其他严重背离广泛认同的研究行为。比如,丹麦列举了9种科研不端行为,将非法转让著作权、意在误导的资助申请、有选择的公布或隐瞒研究结果都包括在内,比如学生撰写的论文,导师在没做贡献的情况下要求署名,就属于非法转让著作权。《澳大利亚负责任的科研行为规范》当中列举了违背澳大利亚研究行为规范的科研不端行为。许多原本归属于科技伦理、研究伦理范畴的概念,如关于生命伦理的若干规定,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引入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之中。

?科研诚信内涵的拓展

科研诚信的内涵有一定程度上的拓展,包括从典型的不端行为延伸到不当行为,从认知上的“诚信”到“善用”上的诚信,从科研的关键环节延伸到全活动周期。

从科研不端行为延伸到科研不当行为。第一是数据的不当使用,在伪造和篡改这两种典型的科学不端行为的边界,是关于数据的不当使用。第二是违反科研规定,比如忽视材料处理政策的细节,运用一个项目的资金完成其他项目等。第三是不当的同行关系,比如通过与论文研究无重要关联的特殊服务或贡献获取署名,在没有对论文作出重大贡献的情况下被列为作者。此外,还有不正当的师生关系,以及基于产出压力的不当科研等。

从认知上的“诚信”到“善用”上的诚信。实际上,基因编辑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的有些问题不是诚信问题,甚至有时诚信可能不是最主要问题,由于实验中受试对象可能被清楚的告知将使用目前最可靠的基因编辑技术,而且研究者也掌握了最可靠的基因编辑技术,不存在欺骗行为。但重要的是该不该做这类实验有诚信之外的伦理问题,如可能带来的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以及对受试者未来可能产生的风险,这都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社会磋商才能有更准确的认识。当然,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中也会涉及到诚信问题,比如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对基因编辑可能产生的各方面后果的信息披露有可能是不诚实的,他们往往只告诉受试的对象有哪些好处,像终身免疫艾滋病病毒、不会遗传等,但他们可能没有告诉试验者潜在的后果,比如基因敲掉以后可能出现获得其他疾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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